在許多人看來宋朝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了,“弱宋”二字似乎就已是蓋棺定論。

的確,按中國傳統的評價標准來看宋朝也確實丟人,長期偏安一隅不說,連自己老窩都保不

住,每年不斷送錢還老是挨揍,三個皇帝作了俘虜,兩次要逃到海上去——這都是空前絕后

的“光輝事跡”。但是,如果我們改變一下視角,不是只看王侯將相的“千秋功績”,而是

看看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也許情況會大不相同。

   有一個數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16000萬貫,北宋中后期一般

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 財政收入也達10000萬貫。這

是個什麼概念呢?可以來比較一下。明朝隆慶5年1571)歲入白銀250萬兩。參照黃仁宇先

生的估算,明朝正常的歲入最多 也只有1500萬兩,緊急時期達到2500萬兩。以銀錢的一般兌

換率為1兩白銀=1貫銅錢,那麼明朝的正常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

清朝的財政狀況要好一些,國家初定的順治7年(1650)歲入1485萬兩。咸豐年間(1850前后)

,歲入約為4000萬,仍然遠小於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時中國人口已經超過3億,估計為 

宋朝人口的2—3倍。直到清朝末年,國家歲入才達到了宋朝的水平。

  這巨大的財政收入是不是來自對人民的嚴酷壓榨呢?要知道,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

個沒有爆發過全國性農民起義的大型王朝之一。僅有的幾次較大規模的起義都不曾超過一省的

范圍。有這樣良好記錄的另一個朝代——西晉之所以能夠如此,恐怕很大的原因是壽命實在太

短,根本來不及爆發起義。可見宋代的老百姓生活得並不壞。

   那麼龐大的財政收入是從哪裡來的呢?唐代中后期兩稅(農業稅)收入約2000萬貫 

宋太宗至道3年(997)收入3559萬貫,其中兩稅2321萬貫, 佔65%,工商稅1238萬貫

35%宋天禧5年(1021)收入5723萬貫,其中兩稅2762萬貫,佔48%工商稅2936萬貫

,佔52%宋熙寧10年(1077)收入7070萬貫,其中兩稅2162萬貫,佔30%,工商稅

4911萬貫,佔70%。兩稅一項從唐至宋都沒有大的變化,而在宋代工商稅收入卻突飛猛進

北宋財政收入由開國初與唐朝持平,到中期達到唐朝的兩倍以上,主要是工商業的巨大

發展,引起工商稅直線上升的結果。

   從熙寧10年來看,工商稅佔財政總收入的70%。這說明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

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商業社會悄悄邁進了。宋朝龐大的財

政收入並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靠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作為一個

傳統的農業大國,對大量小自耕農直接征收農業稅一向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像宋朝這樣的情

況實在是絕無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業收入才再一次超過了農業稅


  由於大量小自耕農不再是國家 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採取了與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

政策——“不抑兼並”。數千年來,中國傳統上一向將土地兼並視作國家大害,千方百計加以

抑制。以至於 形成了這樣一個循環—朝代開國時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數百萬戶小自耕農﹔

經過上百年日積月累,土地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國家喪失稅源,一些失去土地的農民挺而走

險﹔大規模農民起義爆發,政府崩潰,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這種做法是自然經濟的產

物,它固然可以保証多數農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種,但也限制了 集約經濟的發展和工商業的

興起,將社會牢牢地捆在自然經濟之中。而且這並不能完全阻止土地的集中,必須每隔一段時

間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對土地的 重新分配幾乎都要伴隨著大規模的戰爭與破壞。

  宋朝的做法使它成功地跳出這一怪圈。一方面不抑兼並,使土地能夠集約化經營,騰出大

量剩 余勞動力(當時不足1%的人口佔有了全國土地的70%,而每年進入流通市場的土地佔全

國總面積的20%)﹔另一方面成功地發展了工商業,不僅吸收了大量農 村勞動力(僅信州的

一個銅鉛礦就常雇有十余萬礦工),而且促進了社會經濟飛速發展

  與此同時,政府對於突如其來的災害或戰亂導致的 階級矛盾激化還有一個應急措施——

大量募兵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制的王朝。每當一個地方出事,百姓難

以生存的時候,政府就在那裡大量募 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則少一“賊”,

這也正是宋朝農民起義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種做法的一個后遺症就是“冗兵”,龐大的軍

費和其他開支使得宋朝的財政支出也是歷史上絕無僅有,就連那樣龐大的財政收入有時都有入

不敷出的問題,以至於被諷刺為“積貧'。但是要看到,這樣的支出其實並不完全是 “軍費開

”,在一定程度上屬於轉移支付與社會保障的性質,是政府在為國家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

業社會付出代價

  這樣做的結果是,宋朝經濟,尤其是工商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達到了空

前的高度。北宋司馬光抱怨世風奢靡時大呼“農夫躡絲”。難怪有的西方學者說當時一位

洲君主的生活水平還比不上東京汴梁一個看城門的士兵。當來自當時西方最繁華的城市威尼斯

的商人馬可波羅來到僅僅是吸收了很少一點宋文明元大都城時,竟然感到 眼花繚亂,宛如身

處人間天堂。如果說,中國歷史上真的曾經有過發展資本主義的時機的話,我認為那一定是

“清明上河圖”中所描繪的世界,而不是明朝蘇州橋上那幾個等著雇主的機工

  可是這剛剛萌生的嫩芽卻被北方的寒風吹得無影無蹤!試圖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來統治

中原的蒙古貴族,立刻就使宋朝社會向資本主義邁進的步伐戛然而止。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

又將中國社會重新送回到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之中去,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英國人的戰艦開進

珠江口

   宋朝的輝煌已成往事,但其發展經濟的經驗卻值得我們今天思考。諸多出於好心而“抑兼

”、“重本(農業)抑末(工商業)”,對社會經濟進行強力干預的王朝陷入了經濟的怪

圈。反倒是“不抑兼並”,放任被看做是末節的工商業發展的宋朝取得了成功。這不正合了

亞當·斯密的論斷,看不見的手很多時候比看得見的手(哪怕這隻手主觀上是想辦好事的)更

有利於社會的發展嗎?這無疑是值得我們深思。


貓貓真的覺得.."弱宋"是因為政治或軍事上的弱..但"弱宋"的經濟水位..到可以給現在的人

一個省思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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